新的一年，在《鱼尾纹》里抚平心灵的纹路

说到“鱼尾纹”，你会想到什么？

衰老？笑容？故事？

在现代追求“年轻化”的语境中，鱼尾纹常被贴上“需要修复”的标签。来自舟山的女作家杨怡芬以“鱼尾纹”为名，写下一部16万字的长篇小说，她将这道细纹，刻进了一个农村少女跨越近40年的成长史中。

近日，《鱼尾纹》入选文学好书榜2025年第4期，该榜单是由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权威文学榜单，本次入围图书共15种。而此前不久，她的长篇小说《海上繁花》法文版，也成功入选国家级“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接连的喜讯，让作家和她笔下的那些故事，一同进入记者的视野中。

《鱼尾纹》是杨怡芬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25年8月出版。该书分为“银河之眼”“鱼尾纹”“浪淘沙”“与海豚同游”四个篇章，分别对应“1984-1999”“2004”“2009-2011”“2016-2020”四个时间段，细腻勾勒出一代人如何在历史浪潮中摸索、突围与成长。

《鱼尾纹》。受访者供图

小说中的主人公杨小葵，从16岁农村少女，历经升学进城、国企改制、市场经济转型，虽然一度进入体制，端上“铁饭碗”，最终却主动离开安稳，投身商海浮沉。而她的青梅竹马田雷，早早就成为个体户，在时代风口一度扬眉吐气，人生看似驶入柳暗花明——却最终在浪潮褪去后破产自杀。两人命运的分野，直观而强烈地感受到在客观的历史进程面前，个体命运带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如同鱼尾纹的生长，岁月在面容上留下痕迹，是无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然而，在这份“必然”之中，人依然可以保持向前的姿态——不放弃对更美好世界的探索与追寻。

我们好奇：这次的新作，是作者向着舟山这片熟悉海域的更深处掘进，还是一次驶向未知水域的崭新探险？这次，身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她会从岁月的暗涌中打捞出什么？我们试图靠近那片她独自潜入的创作之海，听她讲述《鱼尾纹》的故事。

作家杨怡芬。受访者供图

在时代的褶皱中成长

记者：在现代追求“年轻化”的语境中，鱼尾纹常被贴上“需要修复”的标签。在这本小说中，“鱼尾纹”指代什么？在“银河之眼”“鱼尾纹”“浪淘沙”“与海豚同游”四个篇章中，为何对“鱼尾纹”这个词情有独钟，将其作为书名？

杨怡芬：“鱼尾纹”，对生命的个体来说，是岁月的印痕；对大时代来说，是其褶皱。选它作为篇名，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来说，鱼尾纹是我们女性更关注的，如你所说，需要修复的部分，是对镜自照时更被放大却又更想忽视的部分。这本书，我自己觉得，是偏向于女性的。所以，就选用它作为书名了。

记者：书中的几个重要角色都带有两面性，都在成长中，他们既新又旧，一脚在传统，一脚在现代，作为“夹缝人”，在“夹缝时代”中大显身手。文学如何才能写好“人的成长”？

杨怡芬：书中的重要角色，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八九十年代步入青春期，是和改革开放进程共呼吸的一代，也就是我自己所在的一代。我们这些人，亲历了时代从封闭到打开的过程，也得到了更多的成长通道，即便像小葵这般摔了一个大跟头的，也能爬起来，在一个比较宽容的环境里重新成长。文学的很大一个疆域，甚至是它的一个旨归，就是人的成长。每个写作者，都得面临这样的课题，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解答。

记者：书中有较多的心理描写，你最想带领读者经历一段怎样的人物内心变化？这个人物与你过往笔下的人物谱系，构成了怎样的对话或突破？

杨怡芬：这本书是走内心的，叙述几乎就依托女主的心理活动而进行。我想带领读者经历一段从豆蔻少女到成熟中女的心路历程。一个女人，站在50多岁的年龄回望，你会发现，从你能感觉成长的痛苦开始，人生是分成原生家庭和校园时光，进入社会和婚姻生活之初，接着经历各种“社会化”的过程，跌倒了，爬起来。而每一步都在时代的笼罩之下，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那一代的模式，但是，也有恒久不变的常，就是人心：从被动得到的成长到主动去取舍，拥有一颗稳定内核的心，是无论哪个时代的女人都追求的完整成长。

记者：对许多作家而言，一个特定的“地方”，既是故事生长的原点，也是精神最终的归处。你以舟山群岛为坐标系，已在过往的作品中构建起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那么驱动你创作这部新作最核心的叙事冲动是什么？它是否标志着你对“地方”的书写，进入了一个新的思考阶段？

杨怡芬：人不仅是时代中的人，也是地域中的人，我生于舟山，长于舟山，以舟山为坐标系的写作，就是我这个写作者的宿命。驱动我写这部小说的，也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写作者的普遍冲动——年过50之后，会情不自禁回望同代人的成长。社会犹如千层糕，我能回望的，也是我所眼见过的那一层。《鱼尾纹》中，小葵出舟山，到宁波重新起步，这个过程，和舟山和陆地有了跨海大桥是几乎同步的。2009年12月25日，舟山跨海大桥正式通车，连绵5座大桥，将舟山和长三角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近年，无论在《离觞》《海上繁花》还是《鱼尾纹》，我对舟山地方性的理念一直是，地理上，舟山是长三角的一部分，是浙东的一部分；历史上，舟山从大航海时代起，就是世界海图的一部分，是中国海洋经济的前哨所在。舟山不是孤岛，它和万事万物相连。我的主人公也是，虽是小小一个女子，但她的个体成长，和整个时代紧密相连，是时代给了她很多机会，让她可以凭借个体努力走出小岛，走到更广阔的地方。

舟山风光。受访者供图

为“现在”而写

记者：有人认为，小说写作需适配当代读者，既要主动融入新媒体传播逻辑，借助流量破圈，又要坚持文学本位，挖掘作品的情感与话题价值，让文学真正进入大众对话。在你看来，严肃文学创作在保持其思想与艺术“重量”的同时，可以如何汲取时代语汇的“轻盈”，让好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在你的新作传播或过往经验中，有过相关的尝试或思考吗？

杨怡芬：这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且不说严肃文学如何了，因为这个概念随着时代不停在改变，就说《红楼梦》吧，在它的时代里可不是严肃文学。据我这个写作者观察，今年出版的书，真的是大神打架。但个体阅读者，只能看到他所观察到的圈层中的大神。怎么破圈呢？或者，怎么和各种媒介争取读者呢？我这几年也配合出版社和杂志，做视频推广，做分享会推广，我一个朋友说，不如你以后视频号做直播长流量吧？这看着是个好主意。但是，这可能不适合我。所以，目前，我在无为状态，尽量把自己的本分尽到，持续阅读持续写作，其余，交给时间。

记者：《海上繁花》法译本的成功“出海”，标志着作品获得了跨文化的认可。在你看来，一部作品若要真正超越语言，抵达异域读者的内心，其核心除了翻译质量，更取决于作品自身的何种特质？

杨怡芬：更取决于作品自身的“世界性”。坚持自己的立场和特色，同时，也尽量理解不同的文化差异，书写人类普遍情感，呼唤人类普遍正义，思考人类共同命运。我想，这是文学作品的世界性：她既表达自己，同时也是一座桥梁。

记者：无论是已“出海”的《海上繁花》，还是这部刚刚面世的新作，你最希望向读者传递什么样的核心信息或情感？

杨怡芬：与其说是信息和情感，不如说是一种祈愿，我的每部小说，都是向这个世界祈愿。祈愿世界和平，每个孩子都能平安长大；祈愿时代是发展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空间；祈愿社会是多元的，人们多点宽容和理解。

记者：在你的人生经验与小说创作之间，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是否形成了某种属于自己的“转化”方法？

杨怡芬：我算是个文青二代。能成为一个文学写作者，起决定作用的是我在十三四岁时候大量阅读了父亲的藏书。古今中外名著，让我的心灵被文学世界打开，大脑被文学世界塑造，我隐约知道虚构和现实的边界，也知道那个虚构世界不会轻松。所以，我抗拒成为父亲想让我成为的“作家”，但30岁之后，我还是写起小说来了。能持续写作和发表、出版，这个除了我自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新世纪之初互联网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是互联网，让一个基层写作者相对容易被看见。

写作20多年了，不是觉得越写越容易，只觉得越来越难，要是能找到一个转化的程式就好了，但那样，又机械了。对于“转化”，近年倒是有了一个执念，就是把我个人的写作，和舟山这块土地的历史和人文、民俗结合在一起，但这得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我得先理解这些，才能有自己的转化，否则，就生硬了。

没有核心方法，能有就好了。信念倒是有的：任何写作都是为“现在”而写。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的祈愿，一定会有读者听见。